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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明代的朝贡体系

  明代的朝贡体系是最受近现代以来人们诟病的外交政治体系。朝贡体系无疑是明代对外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外交基石,人们诟病这一外交体系的主要着眼点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明代政府以朝贡体系的外交方式,把自身树立为“天朝上国”或“宗主国”的地位,把来往的其他国家,作为“附属国”的地位来处理。第二,在明代朝贡体系之下的外交,是一种在经济上得不偿失的活动;外国的来朝贡品,经济价值有限,而明朝赏赐品的经济价值,大大超出贡品的经济价值。

  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评判明代的朝贡体系,实际上是混淆了明朝的国际外交关系与对外贸易的应有界限

  中国进入近现代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自身的迟滞发展,逐步陷入落后挨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许多西方人和日本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可以随意宰割的无能国度。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探讨中国近现代以前,特别是明代的朝贡外交体系时,就不能不带有某种蔑视的、先入为主的逻辑思考,从而嘲笑明代的朝贡外交体系,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自以为是“宗主国”的虚幻政策。与此同时,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普遍热衷向西方学习的文化氛围中,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带有某些蔑视性和嘲笑式的学术观点。因此,近现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明朝朝贡体系的批评,存在着明显的殖民主义语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期英国的所谓“日不落帝国”及其后的美国“霸权主义”,却很少受到世人的蔑视与取笑。

  至于明代朝贡体系之下的外交是一种在经济上得不偿失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20世纪4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是否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的影响。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学者希望自己比较落后的祖国,能够像西方的先进国家一样,发展资本主义。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是首先要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及对外贸易的高度发展。于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人们发现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当然还包括海外掠夺,对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助力作用,反观中国传统的对外朝贡体系下的经济贸易,得不偿失,未能给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丝毫的帮助。这样一来,明代的朝贡贸易体系,就不能不成为人们不断指责的对象。然而,这种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评判明代的朝贡体系的做法,实际上是严重混淆了明朝的国际外交关系与对外贸易的应有界限。

  明代对外朝贡体系的确立,是建立在和平共处的核心宗旨之上的

  毋庸讳言,明代的朝贡外交体系,是继承了中国两千年来“华夷之别”的传统文化价值观而形成的,这种朝贡外交体系,显然带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虚幻观念成分在内。然而,我们评判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的外交政策及其运作体系,不能仅仅着眼于它的某些虚幻观念和经济上的得不偿失,就武断地给予负面的历史判断。如果我们比较客观和全面地评判明代的国家对外关系,就应该从确立这一体系的核心宗旨及其实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且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对外关系的历史事实,来进行比较综合性的分析,才能得出切合明代历史真相的结论。

  明代对外朝贡体系的确立,是建立在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和平共处的核心宗旨之上的。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明朝开创者朱元璋及其儿子明成祖朱棣关于对外关系的一系列谕旨,就不难看出。朱元璋明确指出:“四方诸夷,僻在一隅,皆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颁诏于安南,宣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从这个前提出发,中国对外关系总的方针,就是要“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在与周边各国的具体交往过程中,朱元璋本着中国自古以来的政策,主张“厚往薄来”。在一次与琐里的交往中他说道:“西洋诸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明初所奉行的这一系列对外政策和措施,充分体现了明朝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秉持的不使用武力,努力寻求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之道的基本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