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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鸦片战争阴影的中国军队

  整整三个甲子前,被晚清士大夫们惊呼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拉开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序幕。三个甲子之后,即将建成小康社会、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殊时刻,刚刚经历新冠病毒疫情冲击的中国恰恰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考。关键时期,中国该如何应对?历史仍然能给予我们答案。


“粪桶将军”的无奈


  1841 年的一个冬日,骑着矮小却耐久的滇马,清朝湖南提督杨芳率着千余号兵勇沿官道开赴广州。此刻,因虎门销烟而起的英国侵华鸦片战争进入新的阶段,道光帝嫌主战的林则徐“贪功启衅”,致英军兵临京畿门户,又嫌主和的琦善无能,擅割香港,“革职锁拿”,遂起用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动员湖广、四川、云贵等省八旗绿营精锐,憧憬着为本已“马上取天下”的大清王朝再写新篇。杨芳正是皇帝的“王牌”,从镇压湘西苗民起义,到讨平新疆张格尔叛乱,“起于板荡,收于凯旋”是为常态,在朝廷眼里,所经历的“最悍之贼”亦不过得到中亚浩罕汗国援兵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枪炮的匪首张格尔,杨芳都能搞定,对付远道而来的“鬼畜英夷”不足为道。

  “中国皇帝很早就看到前面站着大象,却不屑一顾,直到大象踩到自己身上。”几天前,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瓦西里·卡申在《侧面》周刊上发表文章《财富和强大不能画等号》,主旨是抨击片面经济指标评估一国军事和政治分量的欺骗性,而他所举的案例正是不幸的中国清朝。18世纪末起,“世界工厂”兼“海上霸主”英国感到无法按正常贸易规则从中国获得利润,瓷器、茶叶及其他中国商品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大受欢迎,可英国工业品尤其纺织品在中国却没有销路,贸易赤字只能用白银支付,英国及其“摇钱树”东印度公司财政状况迅速恶化,英国商人便采用非常恶毒的手段摆脱困境——用印度种植园的鸦片填满中国。而当灾难临近的过程中,中国曾有机会警醒,1792年,英国马噶尔尼使团来华为乾隆帝祝寿,为了获得贸易机会,特意带去了当时欧洲现代科学技术产品,在590余件礼品中,居然有“君主”号战列舰模型及燧发枪、铜炮、榴弹炮等实物,团长马噶尔尼还试图向皇帝宠臣、刚刚翻越喜马拉雅山远征廓尔喀成功的名将福康安展示英国卫兵新式武器操练,得到答复是:“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

  为什么立国已近两百年并历经康乾盛世的“天朝上国”如此心灰意懒?后世总结的教训里,“内卷效应”占了很大比例。经历清初血雨腥风的民族压迫和统一战争,以及连续三代人的西北征蒙定疆平藏用兵,尤其差点颠覆清廷的白莲教起义之后,统治者和御用官僚机器已乐意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轮回状态,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尤其“承自乾隆、下启道光”的嘉庆帝寻找到绝佳的辩护理由——“法祖”,以严守祖训之名,僵化地照搬本朝先王治国方针,只要老祖宗们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如法炮制,而“如何是好”“没办法”“了不得”已成了从皇帝到文笔小吏的口头禅,大清帝国在无形中耗空了精华,沦为风中残烛。

  作为嘉庆、道光两代帝王信赖的爱将,杨芳掂量着手里的筹码,身后的劲卒跟着自己打垮过飞鸟都无法进入的苗寨,抓住了比狐狸还狡猾的“逆首”张格尔,即便对付自称“上帝之鞭”的中亚浩罕骑兵也没失手过,确实,他有着“战神”的资本。可命运是无情的,1841年初冬,习惯铳炮齐鸣之后短兵相接的清军在广州城外一触即溃,身边戈什(满语意为“侍卫”)回报杨芳,兵勇连英军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便倒地了,“夷船”几百步外轰开营垒,几无可挡之物。惊慌失措的杨芳,竟糊涂到收集百姓所用的马桶,装满污物摆到前线,希冀能顶住洋人的坚船利炮,只落得“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的名声。


“中世纪武装部落”



  杨芳乃至道光一朝中国军队的悲剧是结构性的。英国鱼鹰出版社在名为《维多利亚女王之敌》一书中盘点了1837-1901年英军所交手过的各国武装,其中对清军的定义是“冷热兵器杂陈的中世纪武装部落”,论战斗力不仅逊于俄国、土耳其军队,连南亚次大陆的锡克族武士、南非的布尔民兵都“等而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