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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推翻军阀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军阀混战使得战火燃遍全国大部地区。随着军费的激增,大小军阀在他们的统治区内巧立名目,增收捐税,滥发纸币,肆意搜刮,致使经济萧条,生灵涂炭。如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成为先进的中国人考虑得最为重要的问题。

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军阀镇压的教训,使得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已经提出了一个建立民主的联合阵线的决议,这相对于党的一大关于不能和其他党派建立联系等规定是一个大进步,符合中国社会当时的性质。

此时,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列宁也关注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在中共二大召开前的1月份,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民族会议。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团中的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和铁路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邓培,表达了他和共产国际希望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列宁还当面询问中国代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然而,怎样建立联合阵线,建立什么样的联合阵线?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了分歧。当时中共大多数领导人,拒绝了马林要共产党到国民党中进行政治活动的建议。面对这种局面,马林不得不去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当共产国际主席团决定,中共中央必须立即由上海迁到广州(1923年5月前后迁到了广州),所有工作必须在和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时,中共二大已经召开并作出决议,仍然坚持了只搞党外合作的意见。党的二大并没有解决国共合作的问题。

1922年8月,马林回到中国。他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指示。8月底,中共在浙江杭州的西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马林在会上强调,中国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各个革命阶级联盟的党,所以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到这个党里面去,来改造这个党,来共同推动国民革命。会上经过讨论在组织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此后由于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共产党适时发表声明支持孙中山,使得他同共产党合作的愿望有所增加。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于1923年1月12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个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了三大。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

在大会讨论中,发生了激烈争论。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该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该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他们强调,国民革命是党在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这虽然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策略思想,但他们低估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会使共产党在合作中降到从属地位,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张国焘等认为共产党还有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他们主张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是对的,但脱离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会导致共产党的孤立。瞿秋白当时也说,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经过热烈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阵线,共产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等一些原则。三大结束后将近一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才传到中国。这个指示强调了共产党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工农联盟的问题,对于克服三大的不足具有积极意义。